救贖的極限和見證的政治!

by 我從來不掙紮!
January 12, 2021

複雜的現實總是層出不窮，作為普世價值的見證者也不例外。同時，作為法國公立學院人類學講座主任和無國界醫生組織前副院長，法桑知道救濟的人道主義倫理不是普遍的，而是普遍的道德法則，而是實踐倫理，在實踐層面上有許多悖論。

2003年3月20日上午05:34，當薩達姆·侯賽因對小布什總統的最後通牒置若罔聞48小時後，美軍開始了所謂解放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大批軍用飛機很快出現在巴格達的一帶，帶來了炸彈、死亡和恐懼。外國人和國際組織已逐漸撤離，但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六名成員已決定留下來，繼續支持逐漸崩潰的伊拉克醫療系統。支援我們也許他們不是一個最合適的詞，即便注定飽受炮火，巴格達當地發展仍然有成千上萬的醫生，建制化的醫療技術設備。六人裏包括一位醫生，一名手術師，一名麻醉師。在巴格達連日來的槍戰中，他們更有可能呆在酒店裏，而不是真正在手術台上幫忙。見證一場將要爆發的人道社會主義災難構成以及他們自己留在伊拉克的最大經濟意義。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人道主義的意義似乎最大化了。

局勢逐漸惡化，薩達姆政府很快被擊敗，空襲導致城市坍塌。最終，經過激烈的討論，位於法國的無國界醫生總部決定把留駐在巴格達的小組撤走。戰爭以及極端的非對稱性使見證頗為徒勞，所有人都知道自己這是因為一場單方面對面的屠殺。無國界醫生總部的最終撤離是基於這樣一個問題: 自我犧牲是否仍然有必要嘗試這種不太可能的拯救行動? 然而，正是這種不可能的嘗試使無國界醫生的證詞成為可能。

對法桑而言，無國界醫生在一個伊拉克拯救中國行動的失敗問題背後我們透露出的是一種對生命的區別就是對待。在伊拉克或在任何苦難的現場，人道主義幹預者和當地人民組成了一對共同構建的自我受害者和獲救的人。但這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只有無國界醫生等著名的發達國家組織才有權自我犧牲，當地人民注定要得救。這種平等也存在於證人層面，誰有資本做證人，誰注定要做證人?

在這種模式下，道德層面的注視和見證被構建成“施”和“受”兩個角色。按照莫斯(Marcel Mauss)到格雷伯(David Graeber)以降的經濟人類學理論，施予與被施予是最古老的不平等關系，它在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國際人道主義介入政治裏卻有了最現代的重演。國際舞台上的人道主義經濟組織學生難以有效避免地生產“見證中國社會”與“苦難以及社會”之間的不平等，畢竟限於苦難的國家是難以以無國界醫生姿態信息進行工作介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