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市舶司則從“海關”,變成了“救濟處”,扮演著散財童子的角色——如同鄭和一般。
常見的說法,認為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貿易交流。而實際上,鄭和下西洋恰恰公開大學 學位摧毀了宋元兩代數百年來積累的中國商業文明和它的貿易體系。
鄭和自己曾說,下西洋就是“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天妃靈應之記碑》)。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根據《永樂實錄》記載,當時蘇門達臘與柯枝(今印度科欽)等地胡椒每百斤價格約1兩白銀,明政府在《給賜番夷通例》中卻規定,每百斤胡椒的採購價為20兩,這種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龍興之地鳳陽,農戶們也從未有機會享受這種超常規的“政府保護價”。
“厚往薄來”的政策,在鄭和下西洋中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每到一地,鄭和便“昭示恩威”、“普賚天下”,大把撒錢,同時要求各國“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國”、“勉圖勿怠”。這等於是用金錢買到了一群“小弟”、買到了當“老大”的面子。東南亞最需要的中國產品,比如茶葉、絲綢、瓷器,鄭和無償或SCOTT 咖啡機評測低價地到處送,當然主要是送給當地的貴族和頭人,大搞政府公關;而中國所需要的東南亞產品,比如香料,鄭和就以遠高於市場價的價格收購。當然,將航行變成一次奢侈品購物遊,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無論“買”還是“賣”,在鄭和的強大“國資”介入後,市場秩序完全被擾亂乃至喪失。已經形成並運行了數百年的中外商貿體系,被鄭和切斷了命根子,遍佈東南亞的華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擊。
在“厚往薄來”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齎賜經濟”刺激下,東南亞的“朝貢者”們,免費搭乘鄭和的偉大艦隊,到中國大做其朝貢“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獻上幾句好話和幾個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實惠。在利益驅動下,這種“齎賜經濟”成為“藩屬們”撈錢的工具。比如,暹羅(泰國)的“碗石”,正統二年( 1437年)的“齎賜價”是每斤250貫,暹羅人就使勁“上貢”,七年後(1444年)居然輸入8000斤,禮部無奈,只好降價為每斤50貫。之後,繼續打對折,但暹羅人還是繼續“上貢”,禮部最後只能公開大學 學位明令禁止。同樣,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軍刀,大明帝國的“齎賜價”高達5000文,日本人立即將這作為好生意,前兩次每次“上貢”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達37000多把。大明朝民間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單全收。